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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当给孩子信心、力量、勇气,传递“正能量” ── 广东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俊康专访

王俊康简介

男,回族,出生于1944年,江苏吴县人。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(副厅级)、广东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、《少年文艺报》副主编、《少男少女》杂志副主编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,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现为一级作家、编辑。从事儿童文学创作40多年来,王俊康以独特的儿童审美视角,写出百万字的校园朗诵诗、儿童小说故事、报告文学和剧本,还有儿童评论等,代表著作有《校园朗诵诗》集、《又是三月春风来》诗集、《承诺》报告文学集、《王俊康文集》、《王俊康研究专集》;编着约十本。

其中,《校园朗诵诗》获1987年广东省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,《嘴巴的故事》获1985年广东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,《广东革命斗争故事》获1993年广东优秀读物奖,《荔枝梦》获全国少儿期刊好文章一等奖。2003年创作的《涌动生命的激情》收入《守护生命—来自广东抗击“非典”第一线的报告》,荣获“第六届 国家图书奖”特别奖。《小酒窝》荣获2011年“全国优秀童谣”一等奖。《天下的小孩共一家》荣获2013年“第四届全国优秀童谣”成人组二等奖,及“广东省儿童文学奖”。

王俊康(左一)和作家周蜜蜜(中)、张锦贻(右)访问中国文化院香港办事处。

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被称为“南粤儿童文学事业”领军人物的王俊康先生,近日应中国文化院邀请,到香港参观访问并出席文学座谈会。他身高183厘米,显得相当高大健硕。今年已73岁,头发花白,却依然童心未泯,自称最喜欢的事是与孩童嬉戏玩闹。他虽然身患多种慢性病,几次在医院手术台上死里死生,但说话声音宏亮,中气十足,充满激情,完全不像是病人的样子。虽然行程满满,车马劳顿,但王俊康先生还是欣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他强调,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应当给孩子信心、力量、勇气,鼓励孩子前进,给孩子们送去文字“正能量”,因此,“我在写作中非常敬畏文字,提笔之时如履薄冰。”

问:能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的青少年时代吗?

王俊康:我生长在一个回民家庭,我母亲家里连续十代在江苏镇江和上海做阿訇,父母几十年言传身教,让我懂得知恩感恩,爱国爱人民,回报社会。我的岳母王其也对我的人生有着特别的影响。她本是天津的大家闺秀,上个世纪30年代投身革命,“文革”时蒙受巨大灾难,但她一生严于律己,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和积蓄默默地寄给一些困难的幼儿园和乡村,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。

我从小酷爱文学,1953年,我们一家从上海迁居广州。16岁时,我入读广州第一师范学校,学校的图书馆不错,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阅读让我眼界开阔了,还帮助我奠定了当一名作家的基础。

问:您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您特别爱阅读,是阅读使您既获得文化知识,又提高了文学创作能力吗?

王俊康:这一辈子我与书作伴,不离不弃,书籍成为我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阅读让我增长见识和学问,更帮助我陶冶心灵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。有些书成为我的枕边书,常年翻阅、百读不厌,从中吸取无尽的智慧和力量。《楚辞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屈原》,这些书我从青年时期开始,至今不知道读了多少次,我反反复复阅读,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下来。现在我已是古稀老人,回顾我成长历程,我深感好书、经典之书、励志之书,大都积蓄着丰满充沛的正能量,能在人们心灵上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我在大量读书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,就是对孩子来说,如果能读到好看有益的书、生动有趣的书,对他们的一生非常重要。鉴于这种认识,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书、编书。

问: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诗歌?您的主创方向是诗歌,特别是朗诵诗,还涉猎了哪些创作体裁呢?

王俊康:仔细算起来,我应该是在1961年开始文学创作的。19岁那年的十一国庆节,我少年情怀诗意澎湃,一挥而就写下一首540行的楼梯诗,歌颂祖国,算是我的处女作。1981年,我调入广东省作协工作,开始专业创作。至今已有几十年了。作为一个作家,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家,我更感到沉甸甸的责任。

我爱写诗,特别是写校园朗诵诗。那种爱的感觉,对了,就象有首歌里所说“老鼠爱大米”。作为一个作家,各方面的体裁我都写,但主要还是写儿童文学。我出版了一本王俊康文集,里面收集了我方方面的作品,包括诗歌、小说、故事、童话,我偏重写儿童诗歌,特别是校园朗诵诗我写的比较多。

有时我也写剧本。记得还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,《红岩》小说刚刚出版,我一口气读完,热血沸腾,夜不能寐,就躲在宿舍的蚊帐里,打着手电筒,通宵达旦动手将之改编为话剧,提供给学校话剧队。

问:互联网有介绍说,《光荣属于您啊,亲爱的老师》这首诗是您的成名之作,能谈谈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吗?

王俊康:这首诗是“文革”结束时创作的,长142行。主题是痛斥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对教师的长期迫害,讴歌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当时,在广州友谊剧场举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广州首届先进教师代表大会,由少先队员朗诵我的这首时,在现场引起轰动。我也没想到,这首抒情朗诵诗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,会产生那样惊人的社会效果。会后,《广州日报》特地采访我并破例刊登了这首长诗。此后,我和诗、特别是校园朗诵诗结下不解之缘。

问:您对儿童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和经验是什么?

王俊康:我为孩子们写书、编书、教书、评书已有几十年了。作为一名作家,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,更感到沉甸甸的责任。写书和编书,绝不敢怠慢,更不敢掉以轻心,对文字有敬畏之心,提笔时也如履薄冰,生怕因自己的不慎而谬种流传、误人子弟。

我为自己没能为孩子写出大作名著,感到惭愧汗颜,但值得安慰的是,我的每本书,每首短小的童谣儿歌,我都用心去创作。在我几十年所写的作品和书籍中,问心无愧的是不论思想情趣、品位格调,还是文字语言、选题立意,我都坚持高雅和高尚的追求。

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应当给孩子信心、力量、勇气,鼓励孩子前进。在创作时,我把给孩子们送去文字“正能量”为己任。我要求自己能用孩子的语言写出人类永恒的价值,给孩子传递阳光、正气的价值观。

儿童文学创作要有一颗天真和童真的心,要用孩子的眼睛去看,用孩子的耳朵去听,用孩子的心灵去感受和思索,用孩子的嘴巴去朗诵。我的作品不少都是描写阳光、生命、春天、希望、微笑、热血这样的对象,我想让诗歌显得积极,希望即使是成年人读我的儿童诗中,也能感觉自己仿佛也变得年轻。

搞儿童文学创作,还要耐得住寂寞,老是想发财就别搞儿童文学。儿童文学是人生最初的文学启蒙,应该是健康向上、情趣盎然的,能够朋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、受益终生。

王俊康(右一)和小朋友们在一起。

问:您觉得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难的问题是什么?

王俊康:孩子有着特殊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,他们的审美往往不受功利的制约。对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来说,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要着力展现自己对事物的解读,淋漓凸现感受和情绪,而儿童文学写作的艰难之处,恰恰在于如何隐藏自己,抑制自我情绪,转而以孩子的视角认识和看待问题,把孩子眼中的世界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。如果能很好地处理这一问题,就可能写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通过充满童真的笔触、巧妙的结构、富有质感的语言、和谐的韵律,把真、善、美融化在孩子心中,使其成为一种自觉意识。

我创作的儿童生活简单而不平静,我想达到那样一种效果,既充满生气,生动活泼,符合孩子们的特性,又充满着时代的气息。

问:您的不少作品将写作视点集中在当下儿童的生存状态,创作出一批对弱势儿童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品,包括首留守儿童题材的《捡块泥巴捏只狗》,孤儿题材的《可怜孤儿要爸妈》,还有直面现实的《妈妈做走鬼》等,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些方面?

王俊康:中国有三亿多儿童,有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和小乡镇,即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,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的下岗家庭。因工作关系,我有比别人更多接触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机会。他们的生存状况引起了我的关注与担忧,我的弱势儿童诗歌题材的写作,主要聚焦留守儿童题材、单亲家庭题材、孤儿题材、穷苦儿童家庭题材和残疾儿童题材。农村留守儿童,作为一种社会现像出现,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、新的人物形像和新的心灵图景。

我喜欢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出发表达内心情感,我要用各种鼓励、赞美去祝福这些弱势儿童,希望用自己温暖的诗句,为那些孩子灰冷的童年涂上色彩,同时也呼唤全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。

问:创作儿童文学肯定要与儿童打交道,你当过小学老师,是不是特别喜欢和儿童交往吧?

王俊康:我天性热爱儿童,看见他们就打心眼里喜欢。我曾经是一名教师,这个职业经历,让我一生对孩子们难以割舍,可以说,我的文学事业不仅属于我自己,更属于孩子。从学校到少年宫到报社和杂志社、到作协,我从没有离开过孩子们。

我当老师的时候经常有政治运动,当时很多老师怕学生,下了课,都是老师们自己待在一起。我呢,鞋子一脱,和孩子们一起打球去,干吗要脱鞋呀?穿的是皮鞋,怕踩到孩子们,当时学生们打球也很多是赤脚上阵的。一块玩得多了,孩子们对我也就比较“放肆”了,给我起外号,“高佬王”、“卷毛叔叔”地叫,呵呵。

我20多岁时做过广州越秀区新组建的大南路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,为了将少先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,我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,创作编排了舞蹈、小歌剧、诗朗诵表演等许多文艺节目,不少节目由孩子们表演,在市区文艺比赛中纷纷获奖,我也和许多孩子们成为好朋友。

可以说,除了工作、写作的时间,我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里,参加学校的活动,给孩子们讲文学,讲创作……我现在七十多岁了,仍然经常走进校园,参与孩子们的活动,给他们开讲座,讲阅读,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

问:有什么创作经历是您一生都难忘的?

王俊康:说到我本人最难忘的创作,不是写诗,而是2003年非典(香港称沙士)病毒蔓延期间,我临危受命,去广州呼吸研究所(专治非典的医院),采访救治非典病人的医生护士。在医院,我“蹲点”观察了三星期。当时对非典的研究还不多,也没找到好的治疗办法,又为了不制造恐怖气氛,我们都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。我采访了一大批一线医务人员和非典病人,亲眼目睹了一幕幕让人揪心的生离死别。我不能回家,每天除了奔医院采访,就是窝在一处封闭的房子里写稿,尽量不接触外人。

也许是连续作战太久、也许是压力太大,文章还没写完,我却发起高烧来了。当时高烧很危险,意味很有可能染上非典,可能是死神降临。我加快写作进度,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《涌动生命的激情》完稿了,我又写下两封遗书,一封给组织,一封给妻儿。我在遗嘱中对妻儿说:“我‘光荣(死亡)’后,你们千万不要埋怨组织,更不要给政府添麻烦。”没想到,我做完一切准备,就昏睡过去了。半夜醒来,我的衣服和床全汗湿了,烧也意外退了。呵呵!就这样好了,逃过一劫。

问:在商品经济冲击下,目前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似乎不太景气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王俊康:儿童文学不景气是现实,社会转型期嘛,人也比较浮躁,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要出书很难,出了书卖不卖得出去又是一个问题,碰壁太多,很多人都不愿意搞这个了。当然,现在想象力的缺乏也是一个问题。

现在电视、网络等媒体那么发达,青少年接触的东西多,身心发展程度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,如今即使是成年人,都已经进入了浅阅读和读图模式,远离了名家、名著、经典。怎样能打动现在的青少年呢?儿童文学也要讲与时俱进,要不断学习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。

要振兴儿童文学,我觉得还有大量工作要做,社会要给儿童文学多点扶持和鼓励。中小学应该多搞一些读书活动,要给孩子讲讲科学阅读的方法,纠正他们在阅读上一些不好的毛病,比如囫囵吞枣、偏食偏爱等等。

其实,儿童文学也有经典,也有名著。问题是现在学生很多都脱离名著、脱离经典,喜欢追求一些浅显、有趣的快餐文化。我有时候翻一下小孩拿着的书,看看他们在读什么,发现那些书都是图片很多,文字没有多少那种。我是觉得青少年最好多看一些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,比快餐文化营养足,比成人名著更适合他们的接受程度。

问:您近年身体已不是太好,本来可以安心过退休生活的,是什么支撑您继续搞创作呢?

王俊康:其实,我的潜意识里,顽固地拒绝这个“老”字,抵御这个“老”字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,我六十四岁那年,心脏查出有三条主动脉已堵得一塌糊涂,连医生都惊呆了,在命悬一线时,我竟还懵然不知。医生不由我分说,把我推上手术台,剖胸开腔锯骨挖心,在ICU室里抢救了七天七夜,终于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回,潇洒说不上,惊心动魄是无疑的,所以今天有幸成为“70后”。

花开花落任由去,生生死死寻常事。我比较喜欢贝多芬说的那句话:“扼住命运的咽喉”,赶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趁还活着。

 

文 舒元成 圖 余振威 王俊康